近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图兹在Substack发表专栏文章《“中国挤压”(China Squeeze)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语》，直言“中国挤压论”根本不是实证经济分析，只是一套服务政治动员的话术，其核心目的是将复杂的全球和相关国家发展危机简单甩锅给中国，刻意在国际舆论场妖魔化中国工业化进程。

图兹系统梳理了西方对华产业焦虑的三段演化逻辑：“中国冲击1.0”是学术回顾，是学界客观复盘中国入世后对美国特定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影响。“中国冲击2.0”是当下预警，欧洲政策界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等高端制造出口产生的现实担忧。而新近出现的“中国挤压论”，也就是所谓“中国冲击3.0”则是反事实推测，完全建立在脱离现实的反事实推演之上。该论调由印度经济学家提出，不去研判真实发生的产业转移现状，反而假设上世纪90年代中国没有实现惊人的工业化、中国制造业在低技能领域没有保持强大竞争力，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等全球南方经济体可能面临何种发展选择，以此指责中国“挤压”了本应属于这些国家的低技能制造业及就业机会。

在图兹看来，支撑“中国挤压论”的两大底层假设均存在致命逻辑漏洞。其一为“典范路径”，该论调预设所有国家都应复制“农业—低技能制造—高端制造”的线性发展轨道，高收入国家理应主动让出低端产业。但各国发展不存在统一模板，绝非按固定顺序排队发展。其二是“比例分配”假设，主张一国低技能制造业出口份额应匹配本国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可国际贸易从来不会依照人口规模均分市场，人口基数大不等于天然拥有对等出口份额。“中国挤压”将中国在低技能制造业的持续优势归因于“不公平政策”，却忽视了这一优势实际上源于复杂的供应链网络、技术革新以及对产业业态的重新定义。

无独有偶，今年7月，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者乔斯坦·豪格也写了篇文章《“中国冲击2.0”叙事的问题》，从西方霸权焦虑与双重标准角度，进一步拆解了“中国冲击”系列叙事的本质，与图兹的观点形成有力呼应。豪格提出，各类“中国冲击”说辞，本质是西方为维护自身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编织的片面叙事，背后藏着根深蒂固的等级思维：西方默认自身必须占据产业链顶端，后发国家只能固守低端制造分工，一旦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形成平等竞争，就被贴上“冲击”标签。

豪格从三个角度拆穿了这种双重标准。

第一方面是产业政策。豪格指出，此类措施并非中国独有，也并非本质上不合法。现代历史上最大的工业补贴计划是美国的《芯片和科学法案》——大约 2800 亿美元。国家通过补贴、关税和战略投资进行干预对于几乎每个成功工业化的国家都至关重要。当中国使用产业政策和贸易工具时，这是“不公平的”。当西方国家这样做时，这是标准做法。

第二方面是中国出口导向型。西方国家大多张开双臂欢迎中国的出口，因为这使他们的消费者和企业受益匪浅，直到中国成为直接竞争对手。正如美国现任副总统万斯所说的那样，“全球化的理念是，富裕国家将进一步提升价值链，而贫穷国家则制造更简单的东西。”当中国沿着这条链条向上移动时，西方认为贸易规则不再公平。豪格指出，这是对等级制度的描述，而不是基于规则的秩序，人们抱怨的是中国拒绝留在其指定的等级中。

第三方面是中国贸易顺差规模。豪格直言，中国的出口量绝对巨大，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它还拥有14亿人口。按人均计算，中国的出口在全球仅排名第 104 位左右，远低于德国（第 26 位）、英国（第 42 位）和美国（第 63 位）。事实证明，主要的担忧本质上是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经济体，其增长速度挑战了既定的等级制度。

豪格同时指出，西方叙事刻意抹杀中国产业发展带给全球的多重红利。西方消费者的收益是巨大的，自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以来，西方进口商品的价格相对于非贸易部门的价格大幅下降。西方企业是主要受益者之一，苹果就是最明显的例子。2015年至2024年间，该公司在中国的营业利润达到2270亿美元，占同期总利润的四分之一以上。

令人震惊的是，中国出口繁荣带来的气候红利被忽视。中国现在生产世界89%的太阳能电池板、世界70%的风力涡轮机、世界83%的电池和世界75%的电动汽车——而且它们的价格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便宜。中国作为清洁能源巨头的崛起可以说是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最重要的进展。在气候紧急情况下，一个国家因让脱碳变得负担得起而受到谴责。直白地说，这种指责是中国做得太多了。

多位海外学者从不同维度戳破“中国挤压”“中国冲击”系列论调的逻辑缺陷与政治底色，这与我国商务部此前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观点不谋而合，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2.0”而是“中国机遇2.0”。